【摘要】“发展才是硬道理”。
00 引子
我们前面已经分别从资产所有者(Asset Owner)、公权力机构(包括政策制定者(Policymaker)、监管机构(Regulator)等监管主体)的角度分别解释了这些主体为什么(why)、怎么样(how)参与ESG投资或影响ESG投资的发展,也有提到这些主体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了被投公司(Invested Company / Investee)逐渐重视ESG。
但是显然,仅靠外力推动终归是不够长远的,被投公司选择ESG道路,除了受到相关主体行为的影响之外,主要还是需要基于自身的内生动力。今天主要聊一聊被投公司作为营利性主体,如何从“趋利避害”的角度出发,落实ESG的要求。
01 角度一:风险控制
这里我们把风险拆成两类来说。
· 第一类:气候风险/环境风险
如果仅仅把眼光投向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对于气候风险或是环境风险的认知可能限于“今年夏天好热”/“听说有个小岛被淹了”,很难引起更多地与投资相关的思考,也不会对风险程度有更加深刻地认识。
事实上,在世界经济论坛(the 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2020年全球风险报告》(2020 Global Risk Report)中,已经把气候问题列为全球风险中的首要风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以及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果有限也佐证了这一观点。
从被投公司的角度而言,在这一类风险语境下,如果公司业务与环境天然地存在密切联系,那么这类风险就是不容忽视的。
举个大家可能已经听过的例子,21世纪初,可口可乐在印度建造的灌装工厂生产力不断增加,但随之而来的是周围地区地下水水位下降、水质变差,当地居民称这一情况严重影响了周围村庄的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要求法院下令关闭工厂。最终在几年后,当地的环境控制委员会以污染问题责令可口可乐公司关闭了该灌装工厂,可口可乐的展业也因此受到了影响。经过各种极限拉扯,最后可口可乐通过技术革新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水资源消耗量,同时增加了资金投入,安装了雨水收集系统,来应对水资源缺乏给展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类似的案例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因为一场严重山火赔到直接破产的太平洋瓦斯电力公司(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在上面的案例中,公司与环境/气候的关系往往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当类似的气候风险/环境风险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所产生的影响无法忽视时,相信以逐利为主要目的的公司也不得不重视相应的风险控制与环境改善。
· 第二类:监管风险/行政干预风险
2023年7月1日起,生态环境部、工信部、商务部、海关总署以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实施汽车国六排放标准有关事宜的公告》就要生效了,这就意味着7月1日开始,不符合国六排放标准6b阶段的汽车均将被禁止生产、进口和销售,而汽车厂商、进口商在车辆出厂或者入境前将需要公开车型排放检验信息和污染控制技术信息。
我们来换位思考,如果我们是汽车厂商,想主攻中国市场,在知道这一政策的时候,是不是就应当调整所生产车辆的排放标准了呢?如果不符合,就会受到“禁止生产、进口、销售”的行政干预。
这就是被投公司必须要考虑的监管风险/行政干预风险。类似地,因为著名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而广为人知的英国石油公司(BP Amoco)则因为在“深海地平线”的不当操作之后,也面临了赔款、后续处理投入以及丢失美国政府所有订单合同的后果,后续则对其安全性、运营、道德和公司治理作出了承诺。
在“风险控制”角度,被投公司为了免受不可预期的损失(无论是环境因素或是监管因素所导致),必须积极地改善生产经营过程中的ESG表现,因为我们将其理解为内生动力之一。
02 角度二:“降本增效”
最近很火的一个词是“降本增效”,生产效率的提高既包括降低成本,也包括优化生产、提高效率。
又到了角色扮演时间,假如我们是生产型企业,如果能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或者原料来源,实现用更少的原料、更少的水电生产同样数量的商品,是否会实现“降本”?答案是当然可以。
那如果我们是物流企业,通过优化派送路线、改善网点设计,是否会实现派送的“增效”?答案当然也是可以。
其实上面的两种方式都已经有知名企业在实践了。比如运动巨头耐克公司推出了Nike Forward系列,该系列的产品没有拉链、肩带或者额外的装饰,为后续服装回收提供便利——我们认为服装回收从远期来看能够实现降低成本的目标;又如顺丰速运,通过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优化网点选址、车辆调度、航线规划,也能够尽可能提高配送效率。
上面的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在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实际上减少了关联环节的资源浪费,也事实上起到了ESG期望达到的效果。比如顺丰在优化配送服务的同时,如果路线最优、调度最优,配送车辆产生的废气也会相应减少,对吧。
03 角度三:降低负外部性
负外部性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简单来说,如果一家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的内部成本小于外部成本,则这个时候就会构成负外部性。
举个例子,一家化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支出生产成本,而其获得效益的同时,由于排放污水导致附近的区域不再适宜居民生活,或是因为其排放的污水导致居民中产生白血病高发等情况;在这一例子中,居民及周围环境承担的成本即是“外部成本”,当外部成本高于内部成本时,该化工企业的生产活动就具有负外部性。
类似地,很多高碳企业也是如此,周围的环境、生态承担了高碳的成本,但对于这些企业短期经营回报也没有影响。
显然,外部成本并不会体现在上这些企业财务报表中,对其利润和经营短期看来并无影响,所以这些企业大概率并不会主动优化生产流程、提高排污标准、减少碳排放,对于负外部性进行治理。
这当然是不对的!长期看来,这类非可持续的生产活动将会影响社会整体发展,此时则需要想办法将这些“外部成本”进行“内部化”。典型的例子包括设置监管标准(例如上文提到的国六标准就是将外部碳排放及能源消耗内化至厂商)、税收调控(典型如通过“碳税”(carbon tax)、碳交易将企业的碳排放与资金支出进行直接关联)。
此时,相关的企业进行比较之后,可能发现优化自身生产流程相较于支付外部成本而言更为经济,并因此将降低负外部性作为自身的目标之一。
04 角度四:“站在风口上”
风口上,猪也能起飞。
发展的“风口”和经济、社会的现状及趋势有着密切的联系。现阶段,资源短缺、人口老龄化愈加严重、科技创新加快,都是现状及趋势;对应地,如果发展新能源/替代能源、思考养老福利体系建设、增加科技创新投入,算不算是“踩风口”呢?当然算啦。
其实这些例子和ESG的基本逻辑都是一致的,关注环境、社会的变化,调整治理的结构和有效性,都是必经之路。
因此,如果企业想要做时代的弄潮儿,即使没有刻意关注ESG,也可能在事实上沿着ESG的道路在前进。这也算是内生动力之一吧。
05 写在最后
正如小时候父母棍棒对于我们学习积极性的提升远不如我们内心对于学习的渴望带来的学习动力一样,被投企业在践行ESG理念的过程中,往往是内生动力更加具有推动作用。被投企业不妨将眼光放的长远一些,尽早发现经营风险并且进行改善,说不定无意间就为ESG的发展多做了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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